民国衣冠：服饰先于正朔而潜易

    按照当下的历史分期，1840年后我们就进入近代了。朝廷未变，时代已改，胳膊扭不过大腿，服饰先于正朔而潜易。
    这种改变，自然是源于效仿西人，而以广州为最早。张焘《津门杂记》说：“广东通商最早，得洋气之先，类多效泰西所为。又如衣襟下每作布兜，凡成衣店估衣铺所 制新衣，亦莫不然。更有洋人之侍童马夫辈，率多短衫、窄裤，头戴小草帽，口衔烟卷，时辰表链挂胸前，顾影自怜，惟恐不肖。”是以，后来上海的成衣铺估衣 铺，必冠以“苏广成”，“苏”取苏州的做工，“广”取广州的时新。但是广州僻在一隅，影响尚微。真正起影响得到上海开埠进入“苏广成”时代。
    上海开埠后，“繁华甲于全国，一衣一服，莫不矜奇斗巧，日出新裁”。(徐珂《清稗类钞》卷91)北京、南京等地“妇女衣服，好时髦者，每追踪于上海式样”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3)。这种变化，外因是西方的影响，内因是妓女的需要。操皮肉生涯的，服饰吸引人是第一要件。“同光之交，上海青楼中之 衣饰，岁易新式，靓状倩服，悉随时尚。”“风尚所趋，良家妇女，无不尤而效之。未几，且及于内地矣。”
    其时，最受束缚的北京，也在 偷偷地求变，如在袍袄立领的高低上，或花边的镶滚上，变些花样。“咸同间，京师妇女衣服之滚条，道数甚多，号曰十八镶。”时人形容为“鬼子栏杆(即花边) 遍体沿”。也就是说，这种变，源于西式衣裳。而且是间接的影响：“衫袖腋窄而中宽，谓之鱼肚袖，行时飘曳，亦有致。后乃慕南式而易之，则又紧抱腕臂，至不 能屈伸”(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一)。这“南式”，当指海式了。
    一般来说，朝廷未改，易服不议。可是，晚清的朝廷确在一定层面上讨论起易服的话题，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这也是中国服制史上空前的事情。最突出的事例有二。一是戊戌变法的首领康有为于1898年9月5日上《请断发易 服改元折》，正面提出断发易服。试想想，辛亥革命后，多少人都抗拒剪发，在当时提出，实在需要勇气。它一方面要求与世界大同：“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 同，而吾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者也。”然而，回过头来又说，西服的好 处正在于它符合我们的古典理想：“夫西服未文，然衣制严肃，领袖白洁，衣长后衽，乃孔子三统之一。大冠似箕，为汉世士夫之遗，革舄为楚灵王之制，短衣为齐 桓之服。”所以，断发易服，乃是“发尚武之风，趋尚同之俗，上法泰伯、主父、齐桓、魏文之英风，外取俄彼得、日明治之变法”，真是千古奇谈。别说慈禧通不过，光绪也未必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