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西方服饰文化刻意追求表现人体美，而完全忽视了服饰伦理，那么，中国服饰文化由于受到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影响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一些道德上的体统。譬如《礼记·王制》说：“作淫声异服。奇球奇器以疑众，杀!”(易·系辞》认为：‘始容诲淫”。《左传》称“贪色为淫”。《系辞》是秦、汗间的儒生所作，其后，赵飞燕、梁冀及其妻子等在服饰上的追求奇异和生活的淫乱，更说明了“冶容诲淫”。然而，尽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没有或者很少突出对人体美的直接赞赏，但在一些古典文学作品里不乏对人体美的描写。从《诗经》，骚赋到明清的小说和传奇，其中都有这类描写，譬如“肌如白雪，腰如束素”。“肤如凝脂”、“虎背熊腰”，而且更多的是人与服饰共同构成的美的形象；“著我绣荚裙，事事四五通，足上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铛，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赏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訇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 稳称身。”(《丽人行》)或许有人会以现代女性服装中的旗袍为例，来证明中国女装也着重表现人体的自然美，其实，这种旗袍是在本世纪上半叶受西方服饰审美趣味影响的结果，直至光绪年间，旗袍还不是现在的式样。传统旗袍在肩、胸、腰、臂、臀等部位的表现与突出人体美的西方女性服装完全不一样。和西方服饰艺术不同的是：中国服饰艺术不是突出人体美，而是充分调动艺术造型等手段追求一种装饰美，即一种超越形体的精神空间。从中国清朝以前的服装款式来看，遮蔽人体的宽抱大油是中国传统服饰的主流。既使某些人的形体很美，这种服装也不去展现这个美的形体。《资治通鉴》引萧何的话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不丽无以重威，”从这层意义上去看宽抱大袖的中国古代皇帝礼服，我们应会明白它们为什么不去表现皇帝的形体美，而是着重写意传神，突出他们端庄威严的精神力量。屈原在《涉江》中言：“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他以穿戴富有自己个性的服饰来表现自己愤世嫉俗，不趋炎附势的气度和情怀。西方服饰人体直观美和中国服饰人体装饰美的区别反映了两种文化形态价值取向的不同。林语堂就曾经指出：“大约中西服装哲学上不同之点，在于西装意在表现人身形体，而中装意在遮盖它。”(《生活的艺术》)莱辛说：“我承认衣服也有一种美，但是比起人体美来，衣服美算得上什么呢？”(转引自《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而林语堂则持相反观点：“只有在没有美感的社会，才可以容得住西装……西装的式样是这样的，使街上的行人都会知道你的腰身是三十二寸或三十八寸……一般痴肥的四十岁妇女，穿起祖胸露背的晚服来赴歌剧的初夜公演，这也是西洋发明的刺目事物之一。(《生活的艺术》)
然而，由于中国服饰文化缺乏象伊斯兰一样的宗教观念的制约，所以很难抵卸西方突出人体美的服饰审美价值观的侵蚀。近代的旗袍和现代都市女性的各种扭四人体的服装便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有句俗语：“穿衣戴帽各随所好”。这说明中国服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缺少伦理的约束。
当然西方服饰也吸收中国传统服饰的某些特点，譬如，当中国现代服装采用西方女装那种坦肩露背的领式时，西方则采用中国旗袍的立式领，但西方对中国传统服饰特点的吸收和借鉴毕竟是微乎甚微的。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价值观不可能从整体上去改变或者去替代西方人的审美定势，而西方服饰文化则已形成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强大冲击波，中国人似乎不知不觉地在面临着服饰上的异化。
